正是这一原因，哈维早期借助卢卡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城市化理论。
辩证的综和必须预设有一个超越的分解，不能跟超越的分解对立而成两个不同的系统。孟子从道德理性上说性，门是敞开的，不一定就是一个有限的概念，一个定多的概念。
道既然如此，我们尽道也应当把幽明、生死、昼夜、进退、虚实两体兼而有之。道德意识非通客观意识不可，不通客观意识，主观道德没有用。所以，诚体既是道德的，同时又是本体存有论的。孟子学跟周、张、明道的讲法不大相同。黑格尔的辩证的综和不能独立的成一套，不能跟康德的超越的分解相对立。
中西方的圣人都是如此了解。所我先讲两个层次的所以然，讲《论》《孟》《中庸》《易传》一根而发，把这问题引出来。对辩证法的讨论，也以辩证法是否就是认识论的方式展开。
) ③为《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文学家艺术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的言论概述》一书所写的序言，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如赵家祥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丛书的第二卷(刘曙光：《历史决定论和主体选择论》，吉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就着重从主体选择的目的、依据、表现、作用、评价标准等角度，探讨了这一问题。当它认为自然不过是社会历史的范畴，得出自然本身是社会历史的存在的结论时，便因否认实践中包含着自然属性和自然规律，而由认识对象是社会历史性的存在走向了认识所指称的东西都是社会历史存在的片面性。⑧胡锦涛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
当它强调马克思哲学的主题是人而不是自然时，得出马克思哲学只研究人类历史的特殊本质，而不研究世界的一般本质时，便具有由强调历史主体而否认历史客体的局限性。由它引发的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提出，80年代中后期达到高潮，进而延续到90年代乃至新世纪的实践唯物主义，在适应社会大变革要求哲学观念变革的时代需要中，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向长期囿于辩证唯物主义尤其是从认识论范畴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方式，发起了第一次挑战，从而在被过去一直视为神圣的辩证唯物主义铁壁铜墙上，开凿出第一个缺口。
它只是近代哲学的基本问题因而是可变而非永恒不变的。在认识论问题上，当我们充分肯定认识论反思对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时，能否因此根本否定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诸多观点的正确性？无疑，传统教科书关于能动的革命反映论、客观真理论、认识对象的客观性、认识运动的辩证法等观点，都贯穿着客观性的唯物主义原则。三、对反思的反思 改革开放前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曾因简单片面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属性与功能，将哲学的意识形态性等同于政治性，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沦为政治工具的境地。2、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载《文艺研究》1979年第3期。
(5)检验认识的真理性标准。批评者立足主体性、历史性维度的辩证法解释，虽然难免具有消解辩证法客观性的危险，但又促使学界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特殊点究竟在何。(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问题 对此，学界指出，与抽象的物质观相应，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认识论，限定在研究认识的一般本质及其一般发展规律框架，因而基本停留于近代知识论层面。反思推动着学界，重新回到马克思的哲学文本并强调指出：马克思是从唯物主义原则自身而非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关系，区别新旧唯物主义，是从直观性而非机械性和形而上学性，批评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旧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因此传统教科书对旧唯物主义缺点的看法，不符合马克思思想。
它关于人的主体性、人的自由、人的价值等问题的争论，在促使学界反思社会主义的消极现象时，也推动了学界从哲学层面，思考诸如文革中各种非人道的现象何以形成的深层机理。对此，学界普遍认为，传统教科书中的真理观，以唯物论为基础，从辩证法维度论及真理的属性(客观性、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统一)，但由于它基本不涉及真理的价值性，因而难免抽象性。
赞同者认为主客体关系问题在现代哲学中已经成为哲学基本问题。不是将实践、社会存在范畴而是将物质范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哲学基本路线的对立斗争。反思引导学界进而深入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关于社会规律与人的活动的关系领域，思考了社会历史规律客观性(如何面对当代西方哲学历史决定论贫困的挑战？)，指出它是生成的，而不是预成的，它不能离开人的活动(15)。反思促使学界深入思考了传统教科书模式弊端的症结，在于它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简单化、平面化、单一化的解读，遮蔽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本真精神。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上，当我们在充分肯定其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时，又不能不看到其蕴含的理论悖论。一些学者批评传统教科书，将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局限于客观与普遍两大特性，其规律和范畴属于自在世界，是将辩证法视为与人无关的抽象片面的方法。其最终结果，是走向将任何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都视为过时，将任何个性化的解读都视为是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极端。
社会心态、社会理解、语言解释能力之间的断裂。④汝信的青年黑格尔关于劳动和异化思想(《哲学研究》1978年第3期)。
但是，当这种转变在夸大理解的主观性、非确定性、历史性、发展性、开放性时，便可能在拒斥任何客观的评价标准和基本原则中，走向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一贯坚持的理解的辩证法，即在理解的相对性中必须承认其绝对性、主观性中必须具有客观性标准。(3)关于哲学基本问题变化的诸多见解：它是变即形态可变与不变即基本问题不变的统一。
赞同者立足客观性、自然性维度的辩证法阐释，虽然难免具有弱化辩证法主观性的嫌疑，但又推动学界深思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的内涵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反思进而引发学界对传统教科书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的激烈争论。
一些学者强调传统教科书关于客观辩证法是主观辩证法的基础的观点，不仅没有违背马克思哲学关于自然史和人类史相统一的观点，而且正确反映了自然与人类、客观辩证法与主观辩证法的相互制约关系，而这正是马克思哲学的历史观所主张的。因此，当这类反思，将主体性原则视为高于客观性原则，是马克思哲学认识论的最高原则。争论的结果，是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体的异质理解中，形成了诸如物质本体、物质-实践本体、生存本体、感性存在本体、社会存在本体、社会关系本体、实践本体、生产本体、生产关系本体，以及超越本体论(11)的不同结论。(4)真理的表现形态与本质的关系、真理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
而中央高层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命题⑦、关于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的理论⑧、关于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的思想⑨，则在将关注人的问题提升到社会发展指导思想的战略高度同时，表明了这一讨论的当下价值。前者在80年代，侧重于实践是否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而后者由于它涉及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在当时学界对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中就引发了激烈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究竟为何？基础与首要的基本的问题是否是一回事？应当坚持实践？还是坚持客观物质世界？还是既坚持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又承认实践的世界观意义？……这些问题在引导学界反思传统教科书本体论的同时，也为辨明许多先前含混不清的认识论问题，提供了致思路径。
存在着诸如知、情、意之间的断裂。对认识论问题的反思，成为8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轴心，即这种讨论得以使哲学基本问题的探讨，主要围绕哲学是否就是认识论的主题展开。
上述思考，开拓了深入探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思维空间。(3)真理与阶级的关系，即真理是否具有利益因素，是否具有意识形态性。
这种反思，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历史观联为一体，在开辟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路径中，为建构主体-客体关系的认识论框架产生了巨大作用。如何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本性，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此，学界在其后的相关反思中，强调立足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像马克思那样，把实践理解为人类感性的活动、物质活动[11]，即将实践标准置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整个理论逻辑中去理解，看到实践正是认识的对象和源泉，因而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从而使辩证唯物主义的真理标准观得以走出这一理论的逻辑困境。(3)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存在异化，并出现两种对立的理论：异化劳动与私有制相连，社会主义社会是公有制而非私有制，因而没有劳动异化，所以不能以异化解释社会主义的消极现象。⑤据不完全统计，其间或稍后，各地出版相关文集近30种，发表文章700余篇。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问题 这种反思，主要通过下述争论表现出来：(1)辩证法是否是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的合成物？(2)辩证法的生命力在于何处？是实践还是客观自然界？(3)辩证法仅是一种方法论，还是具有本体论、世界观意义？(4)辩证思维是两级性的还是多样复杂性的？(5)矛盾的同一性是否包括矛盾转化？等等。这场讨论尽管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②，然而，它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命运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巨大价值，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作为走向新时期之初我党的一次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常识的返本运动，它为恢复和确立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
这一反思，促使学界思考传统教科书在哲学基本问题两个方面(13)模式的合理性同时，揭示了其局限性：将对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解停留于思维与存在的一般关系，而未考察马克思哲学对于这一问题的特殊理解(14)，因此，它既没有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也因将理论与实践关系问题仅仅视为认识论的基本问题，将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问题仅仅视为意识与存在关系的特殊表现(即狭义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而非现实形态，而未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问题上的宏观价值。异化理论只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不成熟的理论。
②关于这场讨论的政治意义，邓小平明确而精辟地指出，它的确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打开这一追问和思考之门并引导学界走向思路深处的，便是发端于70年代末并在当代中国思想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两场大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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